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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中联村干部的角色担当与调适路径

作者: 童珊 文章来源: 点击数: 2518 更新时间:2024-4-1 14:55:13

(中共绩溪县委党校,童珊绩溪  245300)

摘要:加强乡村治理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社会治理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布局的应然之举,而联村干部是加强乡村治理的重要一环。当前乡村治理中,联村干部角色扮演可以划分为功利性角色扮演和表现性角色扮演,由此产生角色距离、角色冲突问题。文章从政策层面、乡村层面和干部自身层面分析了联村干部角色扮演失调的原因,并针对性提出了角色调适路径。

关键词:乡村治理  联村干部  角色扮演   角色调适

党的二十报告将社会治理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布局,凸显了社会治理在维护社会稳定、护航经济发展中的安全网作用。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失引发的次生社会问题、新媒体语境下的舆论控制难题、群众需求多样化导致的利益协调难度增大等一系列问题时时刻刻都在考验着乡村治理能力。联村干部制度是党和政府联系基层、联系群众的组织传统。近年来,联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彰显。但是从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的紧迫形势来看,乡村治理中联村干部的角色扮演还存在着角色距离与角色冲突,迫切需要从影响联村干部角色扮演的各方面因素着手,予以调适。

一、乡村治理中联村干部的角色担当

(一)方针政策的执行者

联村干部是由当地政府部门指派的,由政府公职干部或有政府编制的公职人员下驻到基层,主要负责发布传达上级有关政策精神,指导落实各项工作,反映村民的各种问题。由这个定义可知,联村干部是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在基层落地落实的具体执行者,是党和政府联系村民的“桥梁”和“纽带”,日常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将纸面上的方针政策转化为实践活动,确保党和政府政策主张的实现。

(二)乡村稳定的维护者

联村干部代表的是基层政权,他们在与村民、村两委的互动中,往往会因乡镇干部的身份而占据话语权。同时联村干部在分配乡村发展所需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当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委之间、村与村之间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纠纷时,联村干部能够有效发挥“安全阀”、“润滑器”作用,及时将纠纷止于萌芽状态,防范事态的恶化升级,确保了乡村秩序维护、稳定发展的高效性与精准性。

(三)村民诉求的反馈者

现行干部联村制度要求干部对包保村大大小小事情都要管住、管好。由于对村民各类事情的具体情况都很了解、村民对联村干部也相较熟悉,联村干部自然成为村民反映自身诉求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对一些乡镇分管领导来说,他们在反馈涉及自身分管领域的民众诉求时能够更全面,也能够提出更为精准的应对措施,确保了村民诉求反馈渠道的畅通和问题的妥善解决。

二、乡村治理中联村干部的角色扮演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乡村治理中联村干部的角色扮演现状

1.功利性角色扮演

功利性角色指那些以追求效益和实际利益为目标的社会角色。这种角色行为的价值就在于实际利益的获得,它在社会上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实现效率目标。[1]乡村治理中联村干部的角色扮演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照章办事”、“完成规定性动作”的联村干部角色扮演即可归为功利性角色扮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现行问责制压力下,不作为、躺平式干部越来越少,但是有很多联村干部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他们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往往习惯于用乡镇干部的身份指挥村干部,并不愿意付出过多个人精力,总是抱着“混混过”的心理。表现在问题的解决停留在表面矛盾的消除,而非问题产生根结的消除。这类干部追求短平快的治理手段,以较少的精力解决问题,完成自身联村职责就“功德圆满”了。但是这种联村职责的完成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规定性动作”的执行完毕,具体实施效果怎样还有待商榷,更谈不上对乡村治理中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草草了事的角色扮演还容易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埋下不定时“炸弹”。

2、表现性角色扮演

表现性角色指不是以获得经济上的效益或报酬为目的,而是以表现社会制度与秩序、社会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等为目的的社会角色。[1]乡村治理中一些联村干部兢兢业业、一心为民,为村民的事情、为乡村稳定发展的事情多方协调,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加班加点的的干工作,这类干部可以归属为表现性角色扮演。可以形象的称他们为乡村保姆,因为乡村治理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们都尽心尽力的去解决。这类干部在完成日常自身乡镇工作的同时,还需要付出很多时间与精力去关心包保村的大小事项。他们往往更为关注乡村治理中各类纠纷引发的深层次原因,更注重从问题根源着手解决问题。换句话说他们的角色扮演并不止步于单一问题的暂时性解决,更加注重考虑乡村长远性稳定性发展。

(二)乡村治理中联村干部角色扮演存在的问题

1.角色距离的存在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赋予某种角色的规范与角色扮演者的实际表现常常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角色期待与角色表现之间不相匹配的情况为角色距离。[1]在乡村治理中,角色距离的存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村民对联村干部角色扮演的理解方面,二是联村干部自身对角色扮演的理解方面。

村民对联村干部角色扮演存在角色距离,主要表现在联村干部功利性角色扮演中。大多数村民期待联村干部能够成为本村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定维护者和自身利益诉求的有效反馈者。但是功利性角色扮演的联村干部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用较低的时间精力成本来完成上级安排的联村任务,没有用长远眼光、大局意识来看待和履行联村干部这一角色扮演,很多职责的履行达不到村民的期待,从而造成角色距离的存在。

联村干部自身对角色扮演存在角色距离,主要表现在联村干部表现性角色扮演中。一些联村干部在进行表现性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可谓是尽心尽力,但是由于一些客观方面的原因,并不能保证每件事都能做到极致,每个问题都能得到妥善圆满解决。这与表现型角色的角色期待、自我对工作目标的设定可能存在较大差距,从而造成心理落差,产生角色距离。

2.角色冲突的发生

角色冲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同的人所扮演的相对角色之间的矛盾,功利性角色扮演所产生的角色距离,在一些问题的激化下产生的冲突就属于此类。另一种是一个人承担的多种角色之间的矛盾。表现性角色扮演所产生的角色距离,在基层一岗多责、高强度工作量的施压下很容易造成个体自身角色冲突。

联村干部角色设定的目的之一就是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而角色距离和角色冲突的存在不仅达不到政策的初衷,反而会对乡村治理构成挑战。角色距离的存在会降低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影响到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对干部自身发展和担当作为发挥产生消极影响。角色冲突的发生相较角色距离的存在,可以说是联村干部角色扮演失调的进一步升级、恶化,无论是对乡村治理秩序的维护还是对联村干部自身身心健康都是极为不利的。

三、乡村治理中影响联村干部角色扮演的因素

(一)政策层面

影响联村干部角色扮演的政策因素主要是关联政策的不一致、政策的延续性不足和政策不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同一个治理问题由于关联政策的不一致,往往让联村干部手足无措。例如为规范乡村殡葬管理,要求修建村级公墓。但是在公墓土地审批受限、迁坟资金缺位的情况下让联村干部动员村民拆坟,联村干部又怎能干好工作。政策的延续性不足,特别是奖励性、资助性政策存在一段时间后,就因一些无可信服性的原因被取消,往往让联村干部在村民眼中落下开空头支票的刻板印象。一些需要贯彻落实的政策由于缺乏调查研究,往往不符合客观实际,也难以获得村民的认可,使得具体执行政策的联村干部夹在中间很是为难。

(二)乡村层面

乡村层面影响联村干部角色扮演的因素主要是民众诉求的多样化、民众维权渠道的多元化和可依赖的乡村治理力量不足。民众诉求的多样化意味着对于相同问题的处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众口难调造成的角色紧张让联村干部叫苦不迭。新媒体时代,互联网舆论的迭代性影响和触手可及的信访渠道,使得联村干部在处理一些棘手性、敏感性问题时会畏手畏脚,有所顾虑。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助长了一些治理对象的嚣张气焰,让治理工作难度加大。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和受大城市虹吸效应影响,当前主要是老年人、文化程度低的农妇和儿童留守乡村,这些群体的素质客观上决定了联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可依赖的群众资源较为匮乏。

(三)干部自身层面

乡村治理中影响联村干部角色扮演自身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基层工作量大,任务琐碎繁杂。24小时待命的联村工作让乡镇干部肩头担子更重,责任更大,它们不仅考验着联村干部的综合素质,更考验着联村干部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另一方面,近些年来,乡镇干部队伍呈现出年轻化、异地化现象。年轻干部学历高、有闯劲,但是他们普遍缺乏基层群众工作经验。特别是外来干部,不了解地域文化传统,在处理群众纠纷矛盾时,难以“插嘴说话”,几乎起不到作用。群众工作能力较差,既让联村干部对联村工作产生为难情绪,同时也是他们难以胜任联村干部角色的重要原因。

四、乡村治理中联村干部的角色调适路径

(一)政策层面

1.开展调查研究,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

调查研究工作开展的好不好,直接决定着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的成效。乡村治理中因为政策问题导致联村干部角色扮演失调的现象不时发生。认真开展调查研究,问计于民,实事求是的制定各项政策,是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杜绝此类问题发生首要改变的理念问题,要坚决杜绝办公室里拍脑袋 做决策的错误做法。其次,要注重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包括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形式的选取、调查结果的运用。此外,要运用好大数据技术,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优势互补,为最优政策的制定提供考量依据。好的政策不仅让老百姓受益,也能减少以联村干部为代表的具体贯彻落实群体工作中面临的尴尬困局。

2.加强部门沟通,规避相互矛盾困境

神仙打架,小鬼为难形象的描述了因为部门沟通不顺畅,政策制定不一致,导致基层工作人员落实政策困难重重的窘态。“民政部门让我们劝说老百姓不要私自修坟,要统一建公墓,老百姓也都赞同,认为是个好事。问题是建公墓的土地从哪里来?自然资源规划局说‘我们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这是耕地、这是耕地、那也是耕地’。同样,林业局说‘这是林地、这是林地、那也是林地’。那就请问修公墓的土地没有,公墓建不起来,我们联村干部又怎么说服老百姓不要修坟,生老病死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呀!”访谈对象J镇联村干部胡X举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点。

乡村治理中涉及的问题,往往不是一个部门可以彻底解决好的,需要多个部门联合处理解决,而部门政策的不配套是当前基层普遍遇到的问题。加强部门沟通,针对问题制定配套政策不仅可以高效解决问题,同时也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要加强部门沟通,首先要搭建好沟通平台,以制度性要求倒逼部门沟通的常态化。其次,要针对专项问题开展部门会商,及时解决存在的部门政策分歧,确保问题顺畅解决。再次,要对以往政策不配套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对可预见性问题事先进行部门间的沟通协商,化被动应付为主动解决,尽最大可能降低角色距离和角色冲突的发生。

(二)乡村层面

1.建立激励措施,充分发挥村民自我治理的力量

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村民自治制度都是农民群体首创的,可以说他们中蕴藏着乡村善治的庞大力量。但是近些年来,乡村治理中农民群体往往处于被代表的地位,在乡村治理中他们是失语的,但最终他们又是乡村无效治理的埋单者。联村干部的角色调适需要改变旧状,充分发挥村民自我治理的力量,让联村干部从繁琐细碎的村级事务中解绑,实现好钢用在刀刃上。激励措施的建立可以分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鉴于乡村治理实际,精神激励措施的完善比物质激励更为重要,也更易于实施。但是精神激励要充分考虑本地区文化传统,以便建立接纳度更广、效果更好的精神激励措施。

2.强化平安建设,培养高素养的现代民众

平安建设是新形势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手。当前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意识淡薄、主动性较差,且法治素养缺失。鉴于信访门槛低、成本小,遇到问题习惯于信访不信法,对信访效果过于迷信。这使得联村干部基于降低信访率的目标,多出更多超常规性工作任务,比如截访。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联村干部的角色扮演和村民对联村干部的角色认知。一方面要通过强化平安建设,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为联村干部日常工作开展创造群众基础。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教育,提升村民法治素养,让他们养成遇事讲法用法的习惯,降低乡村群群矛盾、干群矛盾发生率和信访率,让联村干部各项工作开展更容易,角色扮演更轻松。

(三)干部自身层面

1.做好心理疏导,树牢为民服务理念

理念是世界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有什么样的理念直接决定着我们对待事物的言行举止。基层工作任务量大,事情繁琐细碎,其中联村工作更是涉及到一村村民生老病死各个方面。如果没有正确的理念指引,没有从主观上树牢为民服务理念,联村干部遇到事情必然会产生畏难情绪,角色扮演失调在所难免。作为基层干部,联村干部只是众多角色中的一种,面对高强度的工作量,第一要做好心理疏导,从主观上调整自己的心态。要明确自身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而为人民服务就体现在每一件与老百姓切身利益有关的具体事情中。所以为民服务的工作无主次之分,关键是要恪尽职守、尽力而为。第二,要正确看待联村工作。不能简单的认为联村工作是本职工作之外的附加题。联村工作的开展,不仅有利于积累群众工作经验,为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打牢群众基础。同时也是开展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收集民情民意,有利于下情上达,对促进乡村治理,维护乡村稳定发展意义深远。

2.多渠道学习,增强群众工作能力

面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联村干部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目标。要善于通过多渠道学习,不断增强群众工作能力,以达到通过恰当的印象管理确保角色扮演的成功。第一,通过专项业务培训和老带新传帮带等方式,帮助联村干部特别是年轻的联村干部快速成长,学习群众工作方法,实现人岗匹配。第二,联村干部要学会运用网络资源,不断从先进、成功案例中学习群众工作方法,积累群众工作经验。第三,联村干部要学会思考总结工作方法,对日常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取得的成绩及时进行复盘,总结归纳为自我群众工作的知识储备。第四,上级有关部门可以不定期举行联村工作经验交流会,为联村干部搭建学习平台。通过相互间的交流分享,共同探讨如何更好推进联村工作的开展。(编辑:童珊;审核:童珊、方国红;终审:胡亦萍)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胡晓映.联村干部:基层治理中镇村合作的“中介机制”.地方治理研究[J].2023(02).

[3]叶敏.联村干部:基层治理体系的人格化运作.中国行政管理[J].2022(04).

[4]田先红.联村制度与基层政府动员—基于浙江省A县的经验研究.长白学刊[J].2019(09).

[5]刘成良.联村制度: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实践与反思—基于浙东H镇的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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